为何这么多人喜欢陶渊明？却成为不了他？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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很多人崇拜陶渊明，为什么？

因为他的品质还是因为他的才学？

但最多的，是因为我们所处的境况格外的相同。这就是所谓的“以诗歌言志”吧。

有的人小时候的梦想是当科学家。

有的人说自己一定要考上北大。

有的人立志在三十岁升职加薪，走上人生巅峰。

等到年近三十，回头看看，谁还不是个普普通通的打工人。

没有走到最初的目的地，怎么办？

其实在《桃花源记》里，渔人的遭遇就和我们的经历很像。

▲ 明 仇英《桃花源图》（局部）

还记得渔人离开桃花源后做了什么吗？

他“处处志之”，到处做标记。

可后来，当他按照标记再去找的时候，却怎么也找不到了。

我们都在失望，觉得那片理想中的桃花源是到不了的远方。

但却忘了渔人第一次是怎么进去的。

他根本没有刻意找啊。

“缘溪行，忘路之远近，忽逢桃花林。”

——陶渊明《桃花源记》

迷迷糊糊，误打误撞就进入了这么一个理想之地。

或许，不论我们走在哪条路上，跌跌撞撞，都会遇见真正属于自己的桃花源。

明白这一点，陶渊明用了一生的时间。

01

说到陶渊明最初的理想，有点远大。

“我一定要复兴东晋，建功立业，救百姓于水火！”

一般人可能不敢有这样的想法，但是陶渊明可以，为什么？

▲ 陶渊明

陶渊明出生的时代，东晋门阀士族正兴，门第是每位士人首先面临的问题。

陶渊明的太爷爷陶侃是东晋初期建国的元老，级别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长。

另一方面源于姥爷孟嘉的教育。

在陶渊明12岁左右的时候，其父陶侃去世后，其家族声望有减无增。史籍记载中，他的父亲却未留下任何记录。学者钱志熙在《陶渊明传》中推测，陶渊明的父亲很可能未曾出仕，本身就是隐士。

于是他就跟着母亲在孟嘉身边生活。

姥爷孟嘉是当时的名士，家里的藏书非常丰富。

祖辈的功业垂范在前，少年贫寒的他好读博学，积极进取，他所看过的儒家经典，教育他说，人这一辈子啊，要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就是人生的意义。

所以即使他知道要实现这个目标，非常困难，依然选择坚持去做。

就这样，20岁的陶渊明，带着自己的理想，开始了“东游西走”的仕途。

忆我少壮时，无乐自欣豫。

猛志逸四海，骞翮思远翥。

——陶渊明《杂诗·其五》

02

直到29岁，陶渊明终于接到人生中第一个大活——江州祭酒。

就在陶渊明想大展身手，认真工作的时候，发现自己的直属领导王凝之是个混子。

王凝之，出身高贵，父亲是“书圣”王羲之，妻子是著名才女谢道韫。

自己却不务正业，天天修仙、炼丹，迷信“五斗米教”。

“是时向立年，志意多所耻。”

——陶渊明《饮酒·十九》

他说：这个工作让我感到羞耻，我脏了。

遇到不作为的领导，对心有所向的陶渊明来说打击很大。

说好的治世济民呢？说好的匡扶晋室呢？

就这样在家待业了六年。

但陶渊明并没有完全放弃自己的理想，直到另一个年轻有为的领导出现。

陶渊明的第二任领导叫桓玄。

《晋书》中是这么描写桓玄的：

“风神疏朗，博综艺术，善属文。”

具有诗人气息，年轻有为的小哥哥。

重要的是桓玄当时已经占据了全国三分之二的土地，而且为人正直，除奸佞，选拔贤才。

当时很多人也把挽救晋朝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。

陶渊明也是一样的。

和家里人商量过之后，他决定去桓玄手下当个幕僚。

桓玄算是陶渊明的伯乐。

让陶渊明处理重要的事务，给予他绝对的信任，派他去京都出差，传递重要的消息。

桓玄的野心日渐暴露，开始招兵买马，杀伐异己，觊觎皇位。

陶渊明看着这一系列行为，困惑极了：

咱一开始目标不是一样的吗，兴复晋王朝啊，怎么领导突然就改了方向，要自立为王了。

不论是从家族渊源还是教育思想上，陶渊明都无法接受桓玄的行为。

于是，以母亲去世回家守孝的理由，递上了他的第二封辞职信。

果不其然，桓玄在陶渊明离开后的第二年篡位称帝。

野心家桓玄，给了陶渊明一次希望，又亲手将他理想的报国梦打得稀碎。

后来陶渊明又换了几家“公司”，换了几任“领导”。可惜无一例外，不是不作为，就是野心家，没有一个和他志向相同的。

41岁的陶渊明心如死灰。

晋安帝义熙元年（405），41岁的陶渊明正式辞去最后一任官职——陶泽令，回归自己心心念念的田园。

正式隐居之初，他带着解脱而愉快的心情写下《归田园居五首》，其中有这样的句子：

“少无适俗韵，性本爱丘山。误落尘网中，一去三十年。”

更重要的是，与其他隐士不同，陶渊明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人生道路：躬耕田园，自食其力。

在当时士人中间，这绝对属于特例。这也成就了陶渊明所开创的“田园诗”。

从事耕稼，为陶渊明提供了写出田园诗的客观条件，但山水田园诗的出现，即将山水田园风光首次作为客观的审美表现对象，却与那个时代玄学思想的发展不可分割。

▲明 丁云鹏《漉酒图轴》

刚刚回归田园的陶渊明，有一种复返自然的喜悦，他笔下集中体现在《归园田居》中的乡村景致，看上去也有了一种理想的色彩。

“种豆南山下，草盛豆苗稀。晨兴理荒秽，带月荷锄归。道狭草木长，夕露沾我衣。衣沾不足惜，但使愿无违。”

然而，田园生活真的那么美好吗？

事实恐怕并非如此。

晋安帝义熙四年（408）六月，诗人在柴桑附近的上京之居遭遇火灾，不得已只好暂时栖身于门前水中的一条船上。

不久后，他又迁徙西庐。义熙十一年（415），陶渊明完成最后一次迁居，搬到浔阳负郭的南村。由于家口日繁，年迈多病，屡遭年灾，诗人甚至常常有断炊之虞。

《乞食》一诗中，他写道：“饥来驱我去，不知竟何之。行行至斯里，叩门拙言辞。主人解余意，遗赠岂虚来。谈谐终日夕，觞至辄倾杯。”

被饥饿驱使，年迈的诗人带着惶惑与惭愧，不得不向乡人求食。

只是，一旦有酒喝，他很快又忘记了困苦。

陶渊明笔下的田园，似乎始终震荡于浊世悲辛与“桃花源”那样的理想之境中，这一点，与他为官作吏10多年的无奈现实和“日月掷人去，有志不获骋”慨叹之间的距离，何其相似。

可见，农人陶渊明获得了很多在职场得不到的东西：

一个是身体上的自由：

每天想在窗边喝酒就喝酒，想出去溜达就溜达。

虽然种地有一些辛苦，但他也乐在其中，从刚开始技术很差，“种豆南山下， 草盛豆苗稀”没什么收获，到后来“桑麻日已长，我土日已广。”庄稼长势喜人。

更重要的是心灵上的自由：

不用再违背内心，拍领导的马屁，附和他人的想法。

精神内耗消失了，顺其自然地走完生命最后的旅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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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完成的理想反而成全了陶渊明，让他有了一段新的开始，而在新的生活中，他才找到了真正能让他身心自由的桃花源。